請記得,我們下的診斷,對大多數的家長來說,是多麼苦澀難嚥啊

 

「有許多學校老師沒有能力和熱誠,動不動就說孩子有注意力和過動問題,叫家長帶去兒童心智科看診;兒心科醫師就輕率診斷孩子有ADHD,馬上說必須吃藥,所以是過度診斷、過度治療。」

 

李佳燕醫師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四處留言,聽久了就像壞掉的錄音帶,一再重複在這幾句話,重複、重複……

 

只要是兒心醫師聽到這樣的指責,腦子大概會冒出一堆問號:如果只有老師說孩子在學校有注意力和過動問題,家長說孩子在家一切都好好的,在診間觀察孩子的行為也沒有異狀,那醫師幹嘛要診斷這孩子有ADHD、建議服藥?

 

「妳的孩子目前沒有明顯注意力缺損和過動問題,會不會是老師特別在擔心什麼?可能要請家長繼續和老師溝通看看,如果還是不放心,一段時間後再掛號評估看看」。這樣的建議不是家長放心、醫師省事?

 

所以李佳燕醫師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何必亂點鴛鴦譜,硬要把老師和兒心醫師湊成對,送進門口貼著「殘害幼苗」紅紙的罪惡洞房呢?

 

如果真是老師偏誤,我會教家長如何跟老師溝通:「醫師說孩子目前看起來沒什麼明顯問題,請老師多費心了」。如果老師真的太糟糕、對孩子不良對待,我曾經教家長怎樣和老師「周旋」:爸媽一起去找老師,比較嚴肅地請老師公平對待自己的孩子;請家長問其他家長有無遇到類似問題,因為如果是老師的問題,通常不會只有一個孩子被如此對待,如果還有其他孩子有如此遭遇,家長可以連結起來,請老師修正態度;如果老師還是不改,家長接下來可直接去找校長,請校長和老師溝通;校長沒路用的話,我也曾教家長如何直接殺到高雄市教育局去請更高階層出面處理;當然啦,也建議過去找議員……

 

好,所以如果「只有老師說孩子有問題,家長堅持孩子在家一切都好,在診間觀察孩子也都沒有異狀」,那沒什麼爭議,沒放診斷的必要,再觀察就好,也就沒有李佳燕醫師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作文章的空間。

 

不過啊,兒心醫師多少都會碰到以下情況:老師反應孩子在學校有注意力和過動問題,請家長帶來評估;家長一面抱怨學校老師是差別對待,一面又說這孩子長期以來,在家有多難帶、多難教、多過動、多不配合指令、多讓家長日子痛苦、多讓家裡不安寧……醫師不必一個一個症狀問,家長自己已經說了七、八個符合診斷的症狀。

 

我剛開始看兒心時,聽完描述、問了該問的歷史、排除其它診斷的可能性、向家長解釋ADHD會有什麼表現、做此診斷要符合哪些條件,最後做結論:「看來這孩子符合ADHD的診斷」時,家長卻又生氣:「你說我孩子有注意力和過動問題,是憑哪一點?

 

也曾經家長自己觀察認為孩子有注意力和過動問題而帶孩子來就診,經學校和安親班老師提供觀察,綜合三方資料,確定孩子有ADHD的困擾,據實告知家長,家長反而大怒:「我孩子怎麼可能有病?

 

時間久了,我慢慢體會出這樣矛盾的癥結在哪:

 

即使家長提供再多的觀察告訴醫師孩子有什麼困擾,即使家長再有心理準備孩子真的有狀況,當醫師為孩子下了ADHD的診斷時,對大多數的家長來說,那是多麼苦澀難嚥啊。

 

這意味著家長必須面對孩子有讓這個診斷成立的諸多症狀和功能受損,以及所帶來的多重壓力:教養孩子的直接壓力;常常要面對學校和安親班老師的投訴、孩子同學和其他家長的告狀;來自家庭內部的指責,尤其在媽媽被要求負擔大部分孩子教養責任的台灣傳統環境。

 

最大的壓力,是看到孩子在漫長的成長道路上受苦啊。

 

雖然兒心醫師下診斷的最根本理由,是要讓家長知道孩子目前遇到什麼困難,以及提供建議要如何協助孩子,出發點是要幫助孩子(不可能告訴家長說你孩子沒ADHD,卻又建議孩子接受ADHD的治療啊),但在這對於ADHD充斥著恥辱感的社會,這對家長常常是巨大的震撼啊!

 

陳錦宏醫師研究團隊就發現:媽媽們在照顧有ADHD困擾的孩子時,承受多大的心理負擔[1,2]

 

難怪有許多家長無法接受醫師的解釋,對醫師的評估結果感到憤怒。

 

哪個兒心醫師不希望到門診的孩子都沒有兒童心智困擾?「喔,媽媽說想了解孩子是否合適申請提前一學年入學,所以孩子需要做智力測驗?好,不過這樣情況做智力測驗是要自費的喔!」「啊,孩子這問題要掛小兒XX科啦,我幫你改掛!」

 

這樣的話,門診又不會看到地老天荒,家長又滿意,豈不是世界太平?

 

但兒心門診不是烏托邦。兒心醫師常常不得不講家長不想聽的消息。兒心醫師常常不得不讓家長感到心情沉重。

 

但出發點是為了幫上孩子的忙,幫上家長的忙。兒心醫師不能假裝世界沒有ADHD,假裝沒有自閉症,假裝所有孩子智能都是100以上。

 

所以,請下診斷的醫師同仁們永遠記得:我們為孩子下了ADHD的診斷,對大多數的家長來說,是苦澀難嚥的啊。

 

在將這沉重擔子正式放上家長的肩頭時,溫柔地、同理地、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技巧地,放上家長的肩頭,讓家長在承擔辛勞的同時,有勇氣、不覺孤單地願意承受。

 

大家就想像:你的醫師要向你宣布你得了什麼最擔心害怕得的疾病(癌症、失智症、心臟衰竭、性功能障礙、痔瘡…),那種心情,來想想家長的心情,可能可以更貼近家長的感受。

 

所以兒心專業團隊開辦ADHD孩子的家長親職技能訓練,請心理師和社工協助家長增加抗壓力,提升家庭的支持,因為本土研究就顯示:家庭抗壓性(family hardiness)和家庭支持(family support)會直接影響ADHD孩子的家庭的功能和照顧者的健康[3];高淑芬教授的研究團隊也發現:ADHD的父母親的養育與親子互動息息相關[4,5]

 

所以台灣各地有ADHD孩子的家長組織的協會,例如「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6]來幫助家長;陳錦宏醫師組織了「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7],讓ADHD孩子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老師有來自兒心專業治療團隊的協助,最重要的,是家長彼此間的互助力量。

 

每位兒心醫師都有自己長年經驗累積的溝通妙方,真的可以辦個座談會,讓大家互相學習一下。

 

但也常遇到:再如何解釋、同理、溝通,家長還是無法接受孩子有ADHD的事實,甚至將憤怒以各種形式發洩在醫師身上,這難免讓兒心醫師感到挫折。

 

這時刻家長還不能接受ADHD這件事罷。我會建議難以接受評估結果的家長,不妨尋求第二、第三、第四兒心治療團隊的專業意見,多聽聽不同兒心醫師的看法是好事。

 

不能像李佳燕醫師一樣,自己覺得不是,就告訴家長:「你的孩子絕對不是ADHD」,完全沒有建議家長再帶孩子去尋求第二位兒心醫師的評估(好在李醫師說的這個故事裡,家長後來有再帶去找其他兒心醫師評估)[8]

 

還有,即使家長不願接受評估的結果,還是可以邀請家長一段時間後再帶孩子來評估看看。我的經驗是:有時孩子還在小學低年級,ADHD對孩子造成的困擾還難以讓家長接受這診斷,但一段時間後,隨著人際互動、生活任務的複雜化,如果孩子的ADHD還持續,所產生的困擾常常讓家長再難以否認了,這時候家長的心理準備也增加,比較有機會和治療團隊配合。

 

即使這時候常常讓兒心醫師心中暗想:「啊,可憐的孩子,這幾年下來白白吃了那麼多苦

 

李佳燕醫師在小劉醫師Lisa Liu粉絲團的留言提到:在她辦的活動裡,家長和老師受到感動,流淚、擁抱[9]。所以李醫師有看到家長和老師的辛苦,不過可能解讀的方向錯了:家長和老師的辛苦,極可能大部分來自照顧孩子ADHD相關症狀的困難,不是李醫師所謂的「被醫師過度診斷」。

 

李佳燕醫師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目前的做法,很可能提供了家長不一定是確實的希望,讓家長否認孩子和自己目前遭遇的困擾,阻止了家長和孩子去尋找更多協助管道的機會。

 

那是不道德的。

 

李佳燕醫師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應該協助家長和孩子正確了解什麼是ADHD,如果經過兒心專業團隊評估孩子有ADHD,協助家長和孩子克服內心的抗拒,儘快找到真實有效、有實證支持的治療方式,縮短否認的時間,這才能真正幫上孩子和家長啊。

 

已經2016年,不是憑藉一股情感蠻幹的年代了。

 

回顧整理性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世界各國的ADHD盛行率在5.3%7.2%之間[9-11],不是只有在李佳燕醫師和幸佳慧一直攻擊的美國有ADHD喔。

 

台灣人又不是外星人,怎麼可能倖免、沒有ADHD?現在台灣健保資料庫的資料顯示:就診孩子有ADHD診斷者比率小於2%[12],我不會拿這數據說在台灣ADHD是被低估了,因為就像我在前面幾篇文章都有提到:沒有任何研究調查ADHD在台灣是被過度診斷、診斷剛好、或是診斷不足。

 

但請李佳燕醫師、幸佳慧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下次在宣傳「ADHD在台灣是過度診斷」時,拿出證據。Honor, honor, honor, please!

 

還有,請李佳燕醫師、幸佳慧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鐵粉,不要再宣傳「人家法國很少ADHD」了啊啊啊啊啊。

 

李醫師查一下就知道:有法國研究指出:法國612歲孩子ADHD的盛行率在3.5%之間5.6%[13],而且在未被診斷出ADHD的孩子中,四年後追蹤結果,有3.4%又被發現有ADHD[14];在成人中,至少也有2.99%比率有ADHD[15]

 

真抱歉,破壞了李佳燕醫師和幸佳慧對於法國的美好想像。其實我認為李佳燕醫師和幸佳慧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研究結果,但是不是是想憑藉著國人對於香榭大道、凱旋門、羅浮宮、塞納河、艾菲爾鐵塔的憧憬,所以一找到有報導說法國ADHD盛行率極低,就興沖沖地拿出來做大眾宣傳,「忘了」提法國有高犯罪率、法國人的粗魯,所以背後動機可議。

 

法國不是烏托邦。2012年參加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時,王浩威醫師就跟我們講:極強調精神分析的法國精神醫學界,對於其他的治療模式接受度很低,甚至在這次會議裡某個心理治療專題討論中,法國主持人為難一位報告正念治療對孩子的療效的印度報告者,他見義勇為,指出法國主持人過於偏狹。

 

法國不是烏托邦,真的。

 

還有,李佳燕醫師到處宣傳[17]連結的短片,用以攻擊兒心醫師下ADHD診斷和建議用藥。我上網查不到這個「法國兒童神經心理學兒童學習學會(影片裡有法文名稱)」是怎樣的組織,熟悉法國狀況的朋友能不能幫忙查查看啊?

 

因為這短片裡講的,在法國,應該也會讓法國的兒心醫師、心理師搖頭吧。

 

這影片裡,將責任全要孩子和家長一肩擔起,否定ADHD對孩子腦部的負擔以及藥物可能的協助(吃藥睡不著?調藥啊,有那麼困難嗎?)

 

好殘忍啊。

 

  1. Chen VC, Yeh CJ, Lee TC, Chou JY, Shao WC, Shih DH, Chen CI, Lee PC. Symptoms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of mothers of school-aged children: the roles of child, mother, and family variables. Kaohsiung J Med Sci. 2014;30(12):631-8. doi: 10.1016/j.kjms.2014.09.001.
  2. Lee PC, Lin KC, Robson D, Yang HJ, Chen VC, Niew WI.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of mothers with depression and their children with ADHD. Res Dev Disabil. 2013;34(1):656-68. doi: 10.1016/j.ridd.2012.09.009.
  3. Chen JY, Clark MJ, Chang YY, Liu YY, Chang CY. Factors affecting perceptions of family function in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 J Nurs Res. 2014 Sep;22(3):165-75. doi: 10.1097/jnr.0000000000000042.
  4. Gau SS, Chang JP.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s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persistent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Res Dev Disabil. 2013;34(5):1581-94. doi: 10.1016/j.ridd.2013.02.002.
  5. Chang LR, Chiu YN, Wu YY, Gau SS. Father's parenting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Compr Psychiatry. 2013;54(2):128-40. doi: 10.1016/j.comppsych.2012.07.008.
  6. http://www.esmt.com.tw/foundation/support_06.asp
  7. http://www.tc-adhd.com/
  8. http://pnn.pts.org.tw/main/2016/04/19/ok%e3%80%90%e8%aa%ac%e6%95%99%e3%80%91%e5%ad%a9%e5%ad%90%ef%bc%8c%e5%8f%aa%e6%80%aa%e6%88%91%e7%9a%84%e8%87%82%e8%86%80%e4%b8%8d%e5%a4%a0%e9%95%b7/
  9. Polanczyk G, de Lima MS, Horta BL, Biederman J, Rohde LA (2007). The worldwide prevalence of ADH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4, 942-948.
  10. Polanczyk GV, Willcutt EG, Salum GA, Kieling C, Rohde LA (2014). ADHD prevalence estimates across three decades: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43, 434-442.
  11. Thomas R, Sanders S, Doust J, Beller E, Glasziou P (2015). Prevalence of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ediatrics 135, e994-e1001.
  12. Chen MH, Lan WH, Bai YM, Huang KL, Su TP, Tsai SJ, Li CT, Lin WC, Chang WH, Pan TL, Chen TJ, Hsu JW. Influence of relative age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Taiwanese children. J Pediatr 2016;172:162-7.

13.Lecendreux M, Konofal E, Faraone SV.Prevalence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associated features among children in France. J Atten Disord. 2011;15(6):516-24. doi: 10.1177/1087054710372491. Epub 2010 Aug 2.

  1. Lecendreux M, Konofal E, Cortese S, Faraone SV. A 4-year follow-up of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a population sample. J Clin Psychiatry. 2015;76(6):712-9. doi: 10.4088/JCP.14m09555.
  2. Caci HM, Morin AJ, Tran A.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adults from a French community sample. J Nerv Ment Dis. 2014;202(4):324-32. doi: 10.1097/NMD.0000000000000126.
  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yvT2inVm9TgSERaYjQwSllmWEk/view
創作者介紹

顏正芳醫師的兒童青少年園地

顏正芳醫師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