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則李佳燕醫師提供給蘋果日報的報導,當時我可能誤判了什麼?

201371日蘋果日報刊登了一則報導,「輕率診斷,全班竟近半過動兒:學童濫服利他能, 失眠失食慾」[1]。這篇由記者魏斌、鄭敏玲、蔡明樺等三位記者「連線報導」的新聞,內容提到:「高雄某國小,有一班級全班28個學生有12人在吃過動症(ADHD)藥物……家醫科醫師李佳燕痛陳:『過動症被過度診斷!』」

從內文看來,這應該是李佳燕醫師主動提供給蘋果日報記者所寫出的報導(註:李佳燕醫師留言:這則報導是記者參加她和人本基金會的研討會會所寫出來的,她無法控制記者寫什麼。不過,辦過活動的人都知道:要讓記者來參加、並寫出報導,那有多困難。所以,在發給記者、通知有這麼個研討會的新聞稿裏,李醫師和人本基金會是「餵」了什麼訊息,才吸引蘋果日報的記者豺狼們上門採訪、並寫出報導呢?李醫師的「一班學生幾人中有幾人吃藥」,以及「過動症被過度診斷」的發表,是記者的重點,記者應沒有誤解)。

三年時間過去了,,時至今日,民進黨立委林淑芬等人和他們的助理還是拿這新聞報導出來質詢[2],顯現這些立委對於ADHD這種腦發展疾患的不了解,以及發起質詢背後不單純的動機。(註:李佳燕醫留言說我誤解她,這次立委們的質詢不是她發動的。我知道啊,要讓即將執政的多位立委對這樣的議題提出質詢,背後的xx力量,絕非李醫師能力所及,所以我從來都沒說是李醫師發動,而是「李醫師和蘋果日報的傑作,在近三年後,成為立委錯誤質詢的立器」啊,這李醫師應該也同意才是。)

我自我反省:在當時對於這則報導,以及李佳燕醫師如此行徑,我是否做了什麼錯誤的判斷呢?

第一, 我錯估了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新聞媒體報導進行判斷的能力。

說實話,我初次看到這則報導時並沒多在意,因為它顯然是在講一個「特例」。

為何說一看就是特例、而不是常態?

只要想想:一班28個學生有12人在吃ADHD的治療藥物,比率約43%,如果是常態,那表示同年齡的學童,也應該有類似比率在吃ADHD的治療藥物。但實際上,以1997年到2011年的健保資料庫分析顯示:417歲孩子經由精神科醫師診斷、看診兩次、並開立ADHD藥物治療的比率是1.6%[3] (李佳燕醫師和幸佳慧常拿這篇研究來說台灣ADHD過度診斷和治療,未來我會談談我的看法),若以1.8%比例來估算精神科醫師和其他科醫師開立ADHD治療藥物,一班28人算起來,平均是0.5人接受ADHD藥物治療。

我到國中小校園演講,會順便了解老師們自己班上有ADHD困擾的孩子有多少位?大多是0位,有些班是12位,有一次問到一位老師說有5位,其他老師紛紛說:「對啊,她的班好特別!」

這就像今天報紙如果刊登了一個報導:「台灣青少年營養佳、發展好,有某國一學生全班28人有12人身高超過170公分」,你看了也會心生懷疑:這班是籃球隊的特殊班吧?哪是「台灣青少年營養佳、發展好」?

所以這則報導的本質是:就算真有一個班級是這樣,也無法支持李佳燕醫師「過動症被過度診斷」的言論。要說「過動症被過度診斷」,那需要有常態性的證據,如同科學驗證某個假設、成為真理的過程,新聞報導是重要的人文科學一環,當然不能說有一班學生43%在吃ADHD藥物,就推論「在台灣ADHD是過度診斷、過度治療」。

上一則前言PO出來,就有朋友留言:「這會是真的嗎?是哪間學校哪個班?我不太相信這是真實的!」但其實:如果你著眼於「這發生在哪裡?這是真的嗎?」,那剛好就進到李佳燕醫師和蘋果日報的文字陷阱。

因為他們就是要讀者去想「真的嗎」,而不去覺察:這個單一「特例」,根本無法支持他們「過動症被過度診斷」的指稱。

沒有人對這全班學生、家長、老師進行全面而完整的晤談和評估,所以這班28個學生有12人在吃ADHD藥物,有可能過度,有可能剛好,有可能過低(誰能說沒吃藥的16位學生,就不是未被適當診斷和治療呢)?

所以,如果今天報紙刊登了一個報導:「高雄某國小,有一班級全班28個學生竟然沒有任何人被發現有ADHD困擾,盛行率為0,連法國都有3.5 to 5.6 percent的盛行率ADHD[4],顯示在台灣ADHD被嚴重輕忽!」

老實說,這樣的報導,你也不必相信,因為這是一個班級的「特例」,無法支持「在台灣ADHD被嚴重輕忽」的指稱的。

台灣媒體本質就是走偏鋒、不理會事實是如何。李佳燕醫師提供這樣的消息給蘋果日報,自然是各自有所求:記者求聳動、刺激,李佳燕醫師求媒體曝光。

所以我想:讀者大概就像看其他新聞報導般、看過就忘,不會對這種以特例來過度推論的報導留下印象。

不過從近三年後,立法委員還拿這報導出來當質詢稿內容,我想我錯估了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新聞媒體報導進行判斷的能力。

許多台灣民眾被媒體牽著鼻子走,缺乏獨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可見一斑。

我第二個誤判是:李佳燕醫師為何要拿這特例來支持自己「過動症被過度診斷」的說法呢?

如果有參加兩年前某次高屏地區兒心雙月會的醫師,就聽我說過我當初的想法:我當初認為:李佳燕醫師不是要攻擊精神科醫師,而是要藉由這個特例,來彰顯台灣教育制度的僵化和無法因材施教。

會有這樣的想法,除了是看到李醫師對於現行台灣教育制度僵化的批評之外,當然還有是對於她過往對於婦女權益和社會關懷的積極發聲。

然而,經過這兩年發生的種種事情,現在看來,我錯了。

李佳燕醫師將「精神科醫師診斷一個孩子ADHD並開藥」,等同於「是台灣有問題的教育制度的幫兇」。比較替她說好話的解讀是:台灣教育制度問題盤根錯節,敵軍眾多,難以發動全面攻擊,所以聚焦在「教育制度將無法符合僵硬的教育期待的孩子全當成ADHD,然後叫精神科醫師給孩子安上ADHD的診斷並開藥」,如此一來,敵人明確,容易作戰。

但這顯然距離事實遙遠。有太多的家長帶孩子來,表示學校老師雖然沒有反應在學校有什麼問題,可是從日常生活的觀察、甚至是其他學生家長提供的消息,都讓家長擔心孩子有ADHD的困擾。

李佳燕醫師大概不相信:也有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學生,自己覺察無法專注,主動要求家長帶他們來就診?

所以李醫師用了一個撐不起自己主張的特例來進行攻擊,徒然浪費想要衝擊現行教育體制的嘗試。

不過,時至今日,看了李醫師很多文章,我越來越覺得:她所要攻擊的首要敵人,不是教育,而是ADHD這個診斷和藥物治療。(註:李佳燕醫師留言說:她的重點是教育和教養,是我誤解她了。那希望這一系列的文章能讓李醫師獲得回饋:在她以攻擊ADHD診斷和治療為武器、所欲完成的聖戰歷程中,她「行動連盟」鐵粉以外的人,可能是怎樣的理解和感受。不是說和她的鐵粉有不同的理解和體會,就是誤解她吧?如果能提供李醫師一個回饋,重新省思自己的立場,那也不錯哦)

201371日蘋果日報這則報導,是以最聳動的特例來攻擊,瞬間讓讀者情緒性的感受增強、理性思考降低,同時利用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診斷的偏見、擔心、恥辱感,加深社會大眾對於ADHD的恐懼和誤解。

時至今日,還是有相當多台灣民眾對於精神疾病診斷和用藥存有不理性的擔心,精神醫學界持續嘗試以衛教、疾病名稱正名等方式,希望能逐間消弭社會大眾的偏見。在這尚待繼續努力的過程中,不時有社會名人來做反效果,例如政治人物常拿精神疾病來互罵。李醫師應該不是存心要加重社會對於ADHD的恥辱感,但其行徑恰能造成如此效果,更不用說她對於ADHD用藥的錯誤主張,那就真的是汙衊做治療建議的醫師,以及讓孩子接受治療的家長了。

以上是我對於近三年前李佳燕醫師提供給蘋果日報的這則報導的看法。下一篇我想談談:這篇新聞報導,對誰、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

1.http://www.appledaily.com.tw/…/…/headline/20130701/35119120/
2.
https://tw.news.yahoo.com/%E9%81%8E%E5%8B%95%E7%97%87%E7%AF…
3. Chen MH, Lan WH, Bai YM, Huang KL, Su TP, Tsai SJ, Li CT, Lin WC, Chang WH, Pan TL, Chen TJ, Hsu JW. Influence of relative age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Taiwanese children. J Pediatr 2016;172:162-7.
4.
http://adhdrollercoaster.org/…/do-french-kids-have-adhd-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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